2026年8月18日，在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的联邦法院，年78岁的大卫·莫伦斯，曾任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（NIAID）的高级官员，并且是安东尼·福奇的前顾问，当庭承认了共谋欺诈美国政府的罪名，这是一项重罪，最高可判处五年监禁，宣判时间定在11月12日。他的罪名主要归结为使用私人邮箱进行工作，通过这种方式故意规避《信息自由法》要求的公共记录请求。表面看似一种“工作失误”，但检方提供的证据却表明这并非如此简单。
事件追溯至2020年4月，即疫情初期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到了一系列关于新冠病毒研究拨款的《信息自由法》申请，要求获取与此相关的通信记录。莫伦斯与两位协作者——生态健康联盟的彼得·达扎克和波士顿大学的杰拉德·科伊什商定，要使用莫伦斯的Gmail私人邮箱进行交流，而不是使用政府邮箱。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些通信最终可能会被披露。莫伦斯在2021年初的一封邮件中直言不讳：“我从负责《信息自由法》的同事那里学到了如何在申请记录之后、而搜索开始前让邮件消失，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安全。此外，我在发邮件到Gmail后还删除了绝大多数早期邮件。”
这种做法显然不是一时失误，而是有计划的行为。其背后涉及更深层次的利益，早在2014年，生态健康联盟就获得了一笔NIAID的研究拨款，其中部分资金用于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。然而，在2020年4月，特朗普要求NIAID取消这笔拨款，莫伦斯因此被指控试图恢复这笔资助，并同时“反驳新冠病毒来源于实验室泄漏的说法”。这一时间节点尤为关键，因为正是美国国内关于病毒起源的争论达到高潮之时，有人试图将此事归咎于武汉实验室，而另一些人则企图用科学依据来辩驳。莫伦斯在这一混乱局势中选择了隐秘的交流机制，而在2024年的国会听证会上，他则声称自己并未使用私人邮箱逃避联邦透明度法律。
到2025年，他的邮件被曝光，随后莫伦斯从NIAID退休，并于2026年4月被捕，最终于8月18日认罪。然而，这个案件并没有就此结束。认罪协议中提到的“高级NIAID官员1号”引起了各方关注，这一角色被许多人认为是指福奇。福奇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更为复杂，2026年7月，他出席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，面对参议员兰德·保罗关于疫情溯源及应对措施的询问时，福奇选择了111次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，拒绝回答任何问题。第五修正案赋予个体免于自证其罪的权利，一位曾在白宫疫情发布会上站在聚光灯下的首席医疗顾问，此时选择了完全沉默。
兰德·保罗作为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，多年来一直是福奇的强烈对立者。2026年8月6日，保罗在参议院安全委员会的表决中推动认定福奇藐视国会。8月15日，福奇还拒绝了参院小组的作证请求，但并没有被正式控告。尽管如此，他所面临的政治压力愈显沉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莫伦斯承认了罪行，即通过私人邮箱进行沟通和删除邮件，但真正引发共和党强烈反对的焦点在于福奇。莫伦斯被视为工具，而福奇则是背后的操控者。尽管福奇用第五修正案进行了保护，但对于是否应该对此进行刑事起诉，最终决定权仍在司法部手中。
新冠病毒溯源的问题始终是政治与科学交织的焦点，2023年，联邦调查局表示实验室泄漏“很可能”是疫情的起因，而中央情报局则认为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“较低”，美国情报机构在此问题上的口径并不一致。在国会，政治人士们却显得无比坚定，认为2014年对生态健康联盟的拨款成为了针对中国病毒研究所的政治指控。莫伦斯为了恢复这笔拨款、反驳实验室泄漏的说法，最终以认罪告终。他的律师强调，通过认罪，莫伦斯承认了自己的责任，表明他会继续面对后续的法律后果。
